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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甲骨文之父”的藏品 如今可在天博看到
小档案 藏品名称 《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》 年代 商小档案 藏品名称 《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》 年代 商

  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,尽管他四处求医,但病情仍然时好时坏。一日,他得到一个处方,其中有一味药名为“龙骨”……

  很多和甲骨文相关的故事,往往都是从这里开始讲起的——那味名为“龙骨”的药,其实就是后来轰动中国的甲骨。

  王懿荣生前共收集甲骨1500余片,其中的1085片后来被他的儿子卖给了王懿荣生前的好友、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,另有一部分捐献给了天津市文化局。如今天津博物馆馆藏的甲骨,有一部分便是来自于王懿荣当年的珍藏。

  天津博物馆中有一片名为《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》的甲骨,即为王懿荣生前的珍藏。据天津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工作人员张艳艳介绍,这片甲骨原为北疆博物院馆藏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科学馆接收,后来拨交给天津博物馆。

  作为最早发现和认识到甲骨价值的学者,王懿荣的故事还可以讲述得更详细些。当年如果没有他,更多珍贵的甲骨将继续被当做入药的“龙骨”,化为碎片甚至粉末

  据张艳艳介绍,《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》为殷武丁时期占卜田猎刻辞,记录了商王一次田猎获兽的情况。正面的卜辞共两条、37个字,反面无字。正面字样的意思是商王去狩猎,捕获了各种野兽共205只,是研究殷代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重要史料。

  在现存的甲骨文中,记录商王田猎情况的并不少,而像这块记录的获兽数量较多的甲骨则比较罕见,而且野兽中还包括亚热带动物——犀牛。

  这片甲骨为龟腹甲,上面的文字与今日所用文字差别很大,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多年的研究,其上所记录的历史势必难以被今人所知晓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为最早发现和认识到甲骨价值的学者,王懿荣的故事还可以讲述得更详细些。当年如果没有他,更多珍贵的甲骨将继续被当做入药的“龙骨”,化为碎片甚至粉末。

  回到1899年的那个秋天。

  王懿荣的家人将“龙骨”抓回来后,王懿荣因为好奇而拿起来细细查看。所谓的“龙骨”是一些大小、形状不一的骨片,虽然都已经碎裂,但王懿荣还是敏感地发现碎片上有一些有规律的符号,像古代的文字,但他偏偏不认识。

  以王懿荣的学问和见识来讲,当时已被发现的古文字中,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。王懿荣字正儒,生于道光年间,祖父是进士出身,父亲多年在朝为官,同时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。王懿荣受父亲影响,酷爱金石学,书籍、字画、铜器、印章、残石、片瓦都在他的收藏和研究之列。他常和朝廷高官,同时也是他的好友翁同龢等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和金石学相关的内容,后人所知的书信达300多封。用王懿荣在他的一首诗中的话来形容,他是“好古成魔力最坚”。

  所以,王懿荣更好奇了。于是,他派人到之前抓药的那家药店,另有一种说法是他抱病亲自赶赴药店,将符号比较清晰的“龙骨”全部买下,并嘱咐店主再有“龙骨”千万不可捣碎。他许诺说,他将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所有有符号的“龙骨”。

  在最初收集到有字的“龙骨”后,王懿荣便凭借扎实的功底,开始进行研究。最终,他确定所谓的“龙骨”其实是龟甲和兽骨,上面的文字为殷商时代的文字

  不久之后,那位药店掌柜为王懿荣引荐了一个大卖家——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,此人这次进京携带的物品中正有王懿荣在寻找的“龙骨”。王懿荣依之前的诺言,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了这批“龙骨”。

  第二年春天,从出售“龙骨”中得到好处的范维卿再次来到北京。这一次,他带来了800余片“龙骨”,王懿荣又全部买下。从此以后,古董商们知道了凭借“龙骨”可以赚钱,再不将“龙骨”卖到药店而是来到王府。在那之前,一斤“龙骨”在药店中仅可以卖6文钱。

  送到王府的“龙骨”,只要上面有字,王懿荣就全部买下。很快,他收藏的“龙骨”数量达到了1500余片。

  这些往事,被记录在王懿荣儿子王崇焕所著的《王文敏公年谱》中。另外,刘鹗在他的作品中也曾经提到。

  在最初收集到有字的“龙骨”后,王懿荣便凭借扎实的功底,开始进行研究。最终,他确定所谓的“龙骨”其实是龟甲和兽骨,上面的文字为殷商时代的文字。

  关于这些,王懿荣本人并没有文字流传下来,但他的儿子王崇焕在著作《古董录》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:“先公索阅,细为考订,始知为商代卜骨,至其文字,则确在篆籀之前。”王崇焕提到的“篆”“籀”,均为我国历史上曾经流行的字体,使用时间为春秋战国时期前后。

  王懿荣买到的“龙骨”,其实出自河南安阳的一个小村庄。当地人偶然在地下挖掘出“龙骨”后,发现“龙骨”有止血作用,便将其卖到药店。多年间,被吃掉的“龙骨”不可计数。随着王懿荣研究的深入,其他人也渐渐意识到“龙骨”的价值,纷纷开始收购,就连王懿荣本人后来都不得不按照“每字酬银二两五钱”的价格收购。

  王懿荣去世后,刘鹗购得甲骨,并编成《铁云藏龟》,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“殷人刀笔文字”,其著作让更多的人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,并投入甲骨文的研究和文字破解工作中

  埋藏多年的古物重见天日,这本是好事,可惜的是,王懿荣并没有太长的时间去研究。1900年,即王懿荣发现甲骨的第二年,八国联军逼近北京。清廷人心惶惶,慈禧太后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,负责京师安定。

  王懿荣当年的职位为国子监祭酒,是清朝最高学府的行政长官,如此危局下被转为武职,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研究的甲骨,仰天长叹:“此天与我以死所也!”

  王懿荣四处奔走,但敌众我寡,情势危急。8月14日晚,日俄联军攻入北京,王懿荣坚决抵抗却不能扭转危局,被部下强行架回家中。

  战败后,慈禧太后带光绪帝西逃。王懿荣之后即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词,从容赴死。他的绝命词内容为:“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。于止之其所止,此为近之。”他先吞金,后服毒,但都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,最后投井,壮烈殉国。

  王懿荣去世时只有56岁,他还未细细研究的甲骨,在他的身后流散各处,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二儿子王翰甫卖给了刘鹗。

  刘鹗是王懿荣之后的甲骨收藏大家,前后收藏的甲骨近5000片。后来,他选出了其中的1058片编成《铁云藏龟》,并在自序中介绍了甲骨文被发现的过程,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“殷人刀笔文字”。更重要的是,刘鹗的著作让更多的人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,并投入甲骨文的研究和文字破解工作中。

  除了卖给刘鹗的甲骨外,王家还留有一部分甲骨。上世纪60年代,王懿荣的孙女王福重将一批甲骨捐给了国家,这件事在王福重1987年撰写的《王崇焕传》手稿中被这样记载下来:“1942年在先母弥留之际叮嘱,生活再苦,也不能将此售出糊口,必须留给二胞兄(王福埏),以继承先人遗志。后来,二胞兄在抗日胜利后,直接由成都去美国纽约工作,因此500余片甲骨一直保存在我手中。60年代初,我反复考虑先祖遗志与先母遗命,以将甲骨上缴给国家为最佳方案。”根据王福重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记叙,她将甲骨交给了天津市文化局。

  王懿荣被称为“甲骨文之父”,在他之后,甲骨文的研究蔚为大观,甚至成为了国际性学科。张艳艳说,那些曾经被当做“龙骨”使用的甲骨,如今已经成了研究殷代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重要史料。

  来源:城市快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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